建设部总工程师王铁宏近日在部派城乡规划督察员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全国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就有183个提出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在城市建设中互相攀比，贪大求洋，劳民伤财地搞“形象工程”，甚至引发了社会稳定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并不具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条件，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也仅具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基本特征，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竟有183个不自量力地想建“国际大都市”，无疑是不合实际的。因为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并非靠城市面积的扩展和建筑的翻新等手段“建”出来的，能否建设“国际大都市”，取决于城市本身的基本资源禀赋和客观条件，而不是取决于某些城市管理者的一厢情愿。

那么，为何有这么多城市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呢？原因恐怕就在于对“国际大都市”虽有个大致概念，却并不真正了解其内涵，更无具体标准可以操作和衡量，而且其建设过程，似乎永远处于“正在进行时”，无法检验得失成败。于是，建设“国际大都市”成了很多城市冠冕堂皇的借口，在此借口之下，城市建设规模肆意扩张，动辄大拆大建；城市人口规模盲目扩大；为了迎合轿车需求，超出实际情况拓宽机动车道、取消自行车道……超越经济环境社会承受能力，大规模、高标准地大搞城镇化“冒进”行动，误以为“城市大一些，马路宽一些，楼房高一些，广场靓一些，车辆多一些，人口密一些”，便是“国际大都市”的标志了，实质上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只不过成了一块捞取政绩的“遮羞布”而已。

而这块“遮羞布”遮挡的还有以地生财的图谋。一些城市政府的主要收益来自于土地出让。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幌子下，一些城市纷纷寅吃卯粮，大搞“圈地运动”，因为他们深知，只有大刀阔斧地圈地、拆迁、卖地，将城市面积做大，增加土地供给，才能增加城市财源。这个过程当中，个别部门和官员更是乘机中饱私囊。

为了遏制盲目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冲动（其实质是政绩冲动和谋利冲动），有关部门有必要在政绩评价上做出改进，否则将会导致日渐缺乏的发展资源的透支和巨大浪费。一些地方官员在任时，透支当地发展资源，任期一满却拍屁股走人，把风险和债务留给继任者和当地百姓，影响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最大程度地增加当地百姓的福祉，才是城市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并不见得非要戴上“国际性大都市”这顶帽子。一座宜居、安居、乐居的城市，对老百姓来讲，恐怕要比“国际大都市”要实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