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为何没有成为香港地产超级大亨？

今天，很多人评价他都会说这是一个香港超级商人，但鲜有人知道霍氏的财务能力来自何方？他的商业帝国据说有288亿港元资产，但也鲜有人知道他的获利能力在哪里？虽然，在虎门、番禺、南沙，有很多他投资建设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公共设施，但这个握有数百亿资产的老字号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

而且，他是香港最早的一批华资地产商人，曾经在60年代初期就从地产生意挖掘上亿元资产和现金，曾经开创“售楼花”卖楼，奠定香港、乃至亚洲很多地区的楼盘销售模式，为何至今，他没有在香港地产行业有更多建树？反而被大批后起之秀超越，成为低调的商人。

我们回到那个时代，一切都会变得清楚。

出生舢板客贫穷多难

霍英东祖籍广东番禺，到香港后，祖父靠海吃饭，全家长年居住在舢板上，俗称“舢板客”。艇户又叫“柴蛋船”，这种住家小船，漂在水里像根柴；打翻了像个鸡蛋壳。

早年，香港的很多穷人都住在船上，是“贱民”，连岸上的窝棚客都抢不起他们，能够上岸就是落地生根，但这是个很不容易的事。

1923年，霍英东出生，是个小“舢板客”，最初取名“霍好钊”，後改名“霍官泰”；抗日战争爆发，他自己改名“霍英东”，意思要“英姿勃发於世界东方”。

霍英东父母靠着一艘小驳船，在香港驳运生意。7岁那年，一场台风夺去霍英东两个哥哥的生命。几个月後，父亲病逝。母亲刘氏领着霍英东和他的两个姐妹弃舟登陆，搬进湾仔水渠街的一间小屋。水渠街是香港标准版的贫民窟，一幢老式唐楼只有200多平方米，住了50个房客。霍母靠承揽驳船卸煤生意，负担一家人的生活。

霍英东自己也找到第一份工作，在一旧式渡轮上当加煤工，可是他的身子骨弱，顾得上铲煤就顾不了开炉门，没几天就被辞退。後来几年，霍英东始终不顺。

霍母刘氏是个有性格、看得比较远的母亲，虽然艰苦，依然坚持以每月5元的“昂贵”学费，送儿子进名校皇仁书院念书。他与落难的世家公子何鸿燊是校友，何比霍高三级。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霍英东的求学生涯被迫中断。

贸易赚取第一桶金

1942年，霍母与人合股，在湾仔经营杂货店，由霍英东打理，生意还不错，霍家积累了一部分资本，第二次大战结束，香港经济从战时逐渐回复正常，百业急需物资，运输业需求急增，霍氏母子看好时机，决定重返运输业，将杂货店转让，把钱全部投资在驳运生意上。霍英东有些自己的想法，他曾到太古洋行求职，录取後又突然放弃。他後来说当时他认定帮人打工永远难以出头。

日军投降後，留下了很多机器设备，有一天，霍英东发现政府的英文宪报刊登了一条拍卖战时剩余旧物资的消息，他看中40台机器，但缺乏购买资金。现实逼得他先出资100元竞标，以1.8万港元中标，他在付款最後限期前，以4万港元倒卖给一个急需这批机器的商人，凭100元的本钱，他一口气赚得2.2万元利润。这是霍英东出道以来赚到的第一桶金。

1948年，霍英东听説日本人收海草做药，120元一担，於是招徕70个人，出资带人去东沙群岛捞海人草，尝尽苦头，缺粮、缺水、缺药，还遭遇台风，霍英东在6个月後带回的海草，卖出去仅够弥补开支。他体验了商业冒险的各种结果。

但霍英东冒险的性格没有收敛，他知道一个道理：看准机会最重要，从事贸易盈利高，来钱快，是迅速发达的一条捷径。

很多时候，战争和动乱会造就很多机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霍英东的机会来了。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开赴北朝鲜，很快战火燃烧到中朝交界的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规定：“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中国。”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6月16日，英国宣布采取措施禁止13大类物资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当年香港)输往中国。

禁运造成战略物资的价格飞涨，不少海外商人铤而走险，将“违禁物资”运往中立区澳门或中国内地。同时，中国也积极联系海外华商供应物资，突破禁运，拥有运输船和修船厂的霍英东，成为主要争取对象。因爲利润丰厚，霍英东也加入这场冒险中，由於葡萄牙控制的澳门，没有被禁运，霍英东随即利用这条财路，组织了运输船队，把汽油、柴油、橡胶、钢铁、轮胎、药品等重要物资，运送到澳门，再想办法转往内地。

3年北韩战争结束，30嵗的霍英东已有几百万元身家，是港岛新贵，霍英东偕妻小搬进富人的聚居区跑马地蓝塘道11号的豪宅。这3年也让他与北京建立深厚友谊。他也坦言：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麽高的认识。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投资地产买楼建楼

战争结束後，累积足够财富的霍英东寻找更有潜力的投资行业，当然，他也要让自己安全着陆。

1950年前後，新兴地产业在香港展露商机，1947年中国银行(601988行情,股吧)曾以每平方英尺251.44元的价钱，投得中环一块官地，创下当时地价最高的纪录。同时，香港实施“联邦特惠税”优惠政策，各路商人带资金涌进香港，香港各行各业蓬勃，对土地和楼宇的需要自然日益增加。

而且，几年闲近百万外来移民涌入香港，人口激增至接近150万。由1951年到1961年，估计有42万非法移民从内地涌入香港。1961至1978年再有50万人非法偷渡来港。1978年前，香港政府采取抵垒政策(即任何人若能够越过边界，到达香港市区，便能获得香港居留权)。这些难民及非法移民，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工，亦为社会带来急速增长的房屋需求，间接推动房地产的发展。

50年代早期房地产买卖不活跃。买卖契约是以整幢大厦作交易单位，没有分层的售楼买卖，所以租赁市场不错，销售市场疲软，香港遍山布满木屋区。

1953年石硖尾木屋区大火，死伤严重，当时政府开始决定兴建大量公屋，并开放私人楼宇市场，容许新楼宇可以分层或分单位买卖，契约亦有所谓“分契”，不再是单幢楼宇的转让。业主的权益是以单位面积及整幢大厦比例决定多少。

政府的新政策带动了香港私人地产发展业务。发展商可以收购旧楼，合并重建，从中获取暴利。

1953年6月霍英东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465万元，股东是他和太太吕燕妮。这是个不小的地产公司，不足以对抗英资大班，但挑战之势已经很明显了。

1953年底，霍英东听说香港的利希慎家族有意出售位于铜锣湾的使馆大厦。利家以前经营鸦片烟发迹，购入铜锣湾鹅头山(利园山)开发後拥有大量土地，富可敌国。使馆大厦出租给一些外国驻港的大使、领事、外交官居住。大厦算是香港当时最高档的大厦之一。

霍英东拎了280万港币的现金就去买楼，顺利和利家利铭泽、利孝和成交，同时也学会了做生意的诀窍---和银行打交道。他知道借银行之力，他才能真正做到有实力做房地产。在1954年他又创办立信置业有限公司，专门建造和买卖楼宇。

霍英东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1953年底，购下九龙油麻地榕树头四方街至东莞街的一块10万多英尺土地。20多元一英尺，花了几十万就买下来了。这里属香港的犹太籍商人嘉道理所有。嘉道理家族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已到中国经商，后移师香港发展，经营山顶缆车和中华电力公司，财力雄厚，是香港的犹太人“第一家族”。

买下四方街地皮，霍英东是想在那里建楼，但建成后，他不想用来收租，而是想向市民出售。因为在出租使馆大厦时，他算过一笔数，扣除利息以及各项开销，至少七、八年之后才能翻本，收益率不高。

但当时，出租楼宇是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20世纪50年代前，香港的楼宇买卖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的。没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下来，私人极少涉足其中；公司拥有一幢大厦后，若不是整幢卖出去，就是自己使用或租给其他用家。所以，当年地产公司通常称为置业公司，不是发展商。

根本原因是因为楼房的产权和责任问题解决不了，“那时港府不随便承认楼房的上盖，即建一二层，或四五层，政府都不理，政府把地卖给你后，只承认你一个业主，只向你一个业主收地价和地税。若把楼宇分层出售，当时法律上还解决不了。”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一些地产商探求新的售楼方式，想把楼宇契约切开，即“分契”，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後来在法律上找到了依据，但一层肉还是要2万多港元，而当时很多人的年收入不到3000港元。买卖还是不活跃。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房地产开发商与央行及相关监管部门在房地产政策上又展开了一场博弈。这有点像２００３年１２１号文件推出时的情况。央行公开的数据表明，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但房地产开发商则通过各种舆论工具高呼房地产业由于政府从紧的货币政策而资金全面紧张，甚至有“断链”的危险。因此，政府应该重新检讨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改变方向。

实际上，房地产开发商的舆论博弈要想重现２００３年的结果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首先是十七大报告及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市场的宗旨及目标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即民生的房地产市场。其次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已经改变了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根本认识，从而把防范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特别是防范银行信贷的风险，摆在了重要位置。在物价与楼价高企的情况下，要想在短期内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的。三是一季度的银行信贷增长放缓重点不在企业信贷增长放缓而是个人银行信贷放缓，其最为核心的部分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长快速减少（少增８９１亿）的情况下，即使让大量的银行信贷流向房地产开发商，也只能增加更多的房地产供给，促使房价调整。于是，房地产开发商银行信贷增长所面临的风险就会越来越高。对此，央行监管部门应该比本文认识得更清楚。

星光行事件霍英东隐退江湖

霍英东半年后回国，躲过工潮风波，但不小心又被卷入“星光行”事件，这一次他大受影响。星光行(九龙商业大厦)是霍英东集团和另外三个集团合资，组成九龙置地公司在1962年开建，整栋大厦共投资3000万港元，是一项大地产项目，霍英东个人承担1750万，即总投资的60%。星光行主要用于收租。

星光行位于尖沙咀海旁，位置极佳，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就是中艺公司。“中艺”以经营中国工艺品为主，有中资背景。当时港府限制中资企业发展，霍英东把星光行租予“中艺”，自然被港英视为亲中的表现。

整治就从星光行入手，首先，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就连美国制造的那些收银机也在禁售之列。受影响最大的是楼内的保龄球场和顶好百货公司。

不少租客对星光行望而却步，霍英东被迫决定以每英尺9毫钱的超低价租出。因为他算过，若以这个价钱把整幢星光行出租，只要熬过7年，就可赚回所有投资。低价有吸引力，不少租客回头，但香港电话公司出恶招，给有意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打去电话，“忠告”他们：最好不要租星光行，如果租下来，接通电话可能遥遥无期。

如此打击，商家撤离，星光行变成死楼，毫无生气。霍英东和几个股东商量後，决定出售星光行。但当时正是香港地产市道处于历史低潮时期，楼宇有价无市。英资置地公司找到霍英东，提出以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其母公司怡和是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之一。

置地提出一个新的收购方案：先付清霍英东投资的750万和汇丰的1000万港元贷款；其余2000万，以承诺票据形式结算。虽然屈辱，但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再三权衡之後，霍英东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纸承诺票据，出售星光行。

在星光行事件中，霍英东受重挫，损失惨重，之後，他还是把大量资金押在地产上。1968年，他斥资发展康宁道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後，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後庙道一带的物业。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着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1967年之後的霍英东，已经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攻，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的地产市场。

1968年，世界货柜运输业刚刚兴起，香港也要在葵涌发展货柜码头，但是最大那个码头，也就是後来的一号码头，最早是霍英东一个人独力投标获得建设权，但，港府当时突然节外生枝，要霍英东作出担保，保证每年至少要有20万个货柜箱在码头停泊，才能批准霍建设做。当时，整个香港也没有20万个货柜箱，这一无道理的苛刻条件，明显在逼霍英东退出，霍抗争之後，只能无奈退出。霍英东和港英政府不合，已经相当明显，商界也看得清楚，而港英政府强硬打压霍家的态度也让霍在经营方面，屡受阻碍。

之后多年，熟悉情况的人说：如果不是港英打压，仅仅海军船坞、星光行、货柜码头，三大项目，霍英东就是今天香港当之无愧的“地王”、“码头大王”、“香港首富”。

之后，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进军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旁观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从此之后，霍英东很少在香港商界呼风唤雨，他低调从事一些基础设施工程，并转战海外，进军内地，进军澳门赌业，很多故事在之後的30年间发生，这个昔日红极一时的商人、地产奇才、商界领袖，不再意气风发，勇往直前，而是沉默了。

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逐步开放，霍英东进军广州，建设中山温泉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并在广东南沙开埠建设，把一块死穴之地，用虎门大桥等4座大桥救活，他才重新获得生命和商业的快感：他做的事不仅是商业成功，更多是社会上的价值仍可。

创出分层出售预售楼花大发利市

霍英东建油麻地四方街，绝大多数都是5层，每层平均800余平方英尺，售价由1.4万元至3.6万元不等。他也采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出售所有楼房。但他更能抓住客户的心理：那时租房要交一笔顶手费，叫做“七千顶手，月租两百”，即顶手费一般要7000元，每月还要交200多元的租金。但相同面积的一层楼，售价一般在1.4万至2万元之间。也就是说，一个出得起7000元顶手费的租客，再支付差不多的钱，就能买到一层属于自己的楼房，两者比较，自然买楼比租房合算得多，客人自然多起来。卖得快，资金周转快，回收快，做地产就不是以前的置业，7、8年才回本的模式了。

霍英东把多年经营杂货铺的经验拿到地产经营中，他知道这里面的诀窍：快速增值。很多买房的潜在客户很谨慎，老公看了，老婆再来看，有时还一起计算，一起丈量，不仅辛苦，还经常算不准，霍英东灵机一动，创出前所未有的“看楼书”：编印楼盘说明书，上面有详尽的楼盘情况、价格、交楼日期等等，向买家广为派发。结果，售楼说明书大受欢迎，对促销有明显效果，其他地产商纷纷效仿，并逐渐成为地产商推销楼宇的必需手法。

据采访过霍英东的传记作者冷夏撰文说，霍氏集团至今仍然保存着霍英东发明的第一份售楼说明书──“九龙油麻地公众四方街新楼分层出售说明书”。此书为16开本，近20页，上有文字详尽说明楼宇的地势环境、建筑材料、分层价格、订购方法，另外还有地盘、各楼宇的透视图和平面图、骑楼剖面图、各分层的平面图等。除了印刷、装订质量较为粗陋之外，它就是今天装帧美观的看楼书前身。

1953年年底，霍英东看到自己的楼卖出去了，但还是心里有不甘，毕竟这还是很多富裕的人才能做的事。他要让更多老百姓也参与买楼。很快，他发明了促销楼宇和加速资金周转的另一种新方法：“卖楼花”。在楼宇只有设计图纸，没有正式动工之前，买家先交订金预购楼房，就像在果树开花阶段，买家交钱买那个“花”，然後在花结成果时再摘那个“果实”一样。

四方街大厦还没动土，霍英东就在售楼说明书上向市民推介分期付款的卖楼新方法：“第一期先交订金50%，第二期在建好二楼楼面时交10%……第六期余款10%在领入伙纸时清缴。”一开售，很多市民拥来，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承受，可以买楼。律师楼外排起长龙。

这是香港、亚洲地区第一个分期付款买房案例，获得市场全力支持，之後，霍英东在出售四方街其它楼宇时，把第一期的订金降低到总楼价的10%-30%，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买楼。“卖楼花”如今已成为全球地产行业推行，霍英东是这一方法的发明者和第一个推行的人，他在地产界的创举和开拓能力，超越常人，也被後人记住，而这位饱经风霜的人，之後从未爲此感到荣耀，甚至很少提到这个故事。

“卖楼花”和售楼说明书”两个新招见效，霍英东投资建设的四方街楼盘卖得最好。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就在四方街地盘建起100多栋、共600多层、折合约50多万平方英尺的楼宇。霍英东一年多时闲也净收入600多万元，成为地产界的新贵。最厉害的一招：霍英东做得越大，反而越轻松，买家定金越来越多，自己的资金投资并不见多，回笼也越来越快，回报率明显高了。

霍老後来说过其实创造出卖楼花并不见得很有新意，他说你卖杂货，作工厂，都要支付货物定金、收取买家定金，生意做活了，就能周转，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其实并无新意。看得出来，这个渔船上出生闯世界的人，没有太多文化，但有十足的商业头脑和观察力，创造力，在商业领域，他找到自己的天地。

之後，这位地产新贵还在自己投资的高层建筑尖东香槟大厦推广“公共契约”，就是今天的管理模式雏形：每个业主都负责一部分管理费，承担共同的责任和费用。

大厦公共契约推行，成功将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後带来的管理问题妥善解决。也正是这个公共契约的成功实施，才使得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楼盘成为可能，也使得地产商转而愿意兴建大厦，这为香港的建筑物向高空发展并迅速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新景象创造了前提。

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只是一年多时间，重金买下当时香港最高级的使馆大厦，又在四方街建成售出100余栋楼宇，後来又建高层立信大厦、香槟大厦，进军地产业气势如虹。而且其行动多具开创性，也极有商业影响力。一跃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地产商之一。

1955年，霍英东还在铜锣湾利园对面兴建17层高的蟾宫大厦，地下是铺位，二楼当写字楼，其它是住宅，霍英东又采用“卖楼花”方法，在各大报纸刊登售楼广告，楼盘很快就一售而空。半年左右的时间，17层高的蟾宫大厦就耸立在利园山上。

蟾宫大厦是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可以望到维港美景，成爲当年华资地产商人的杰作。至今，这幢大厦仍然矗立在在铜锣湾，它的周围已全是摩天大楼，但它50多年见证了香港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发展变化历程，也是霍英东早年驰骋地产界的最好明证。

此时，霍英东已赚1000万港元以上，他是香港屈指可数的地产大亨。

筹建地产建设商会成爲商界老大

霍英东在20世纪50年代後期还收购太平岛造船厂的。有坊间传说，这是香港人收购外国公司的第一例。

1961年，霍再有惊人之举，斥资120万港元在泰国收购一艘当时最先进的挖沙船曼哈顿号。此船长288英尺，载重2890吨，每20分钟可入海底挖取泥沙2000吨，霍英东将之改名为“有荣二号”。当年，此船是香港最大型、最先进的挖沙船。

霍英东旗下有荣公司独霸淘沙生意，被人誉为“香港海沙大王”、“淘沙巨擘”。

但好景不长，港府在1962年对建筑条例进行修改，规定从1966年起同样面积的一块地皮将比过去少建20%的楼宇，地产商于是在1966年之前抢建，地产市场泡沫繁荣一些华资银行竞相贷出巨款予炒家和地产商，香港的地产投资热潮风起云涌。

很快，1965年1月26日至2月8日，明德银号、广东信托商业银行、恒生、远东、广安、永隆、道亨、嘉华等华资银行，相继发生挤提风潮。後经港府和汇丰、渣打两家银行出面支持，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华资银行挤提风潮也殃及地产业，不少地产公司破产，地产市场陷入历史低潮。

霍英东投放在地产上的资金很大，向银行借贷不多，稳扎稳打，不受太大影响，还算稳健，但市场不行了。

霍英东之後提议：有必要团结本港的地产商，尽快组成一个代表行内人士的团体，谋求地产商的共同发展和香港地产市道的繁荣。成立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消息传开，在地产界反响很大，香港的69个大地产商闻风响应

1965年6月8日，地产建设商会举行第一届会董会议，会议顺利推举霍英东为第一届会长，屈武圻、何鸿燊为副会长，胡汉辉、胡应湘、郑翼之、曹绍松、杨志云、李康节、王宽诚、方润华等等香港老牌华资地产商都是常务会董。霍英东在名义上成了香港地产商的“龙头大哥”。当时，政要、名流、富豪云集一堂，堪称盛事。

霍英东还演讲中指出：香港地产行业有义务和责任，使本港市民将省俭积蓄所得，自购屋宇，达到住者有其屋，使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这是第一次有人在香港提出“住者有其屋”的计划，而後来港府大力推行的照顾中低下阶层的置屋计划，其名称“居者有其屋”也由此而来。

遭遇滑铁卢港英政府开始封杀

1965年是霍英东的地产生涯顶峰阶段，他在地产低谷继续投资，动工兴建联利大厦、铜锣湾珠城大厦、尖沙咀漆咸道高高大厦，以及青山道62号、城南道53号至55号和官塘云汉街23号住宅楼宇。毫无疑问，是地产大佬。

另一边，面对低迷的市场，1965年，港府想活跃一下，突然向全世界公开招标，拍卖黄金地盘--海军船坞。是位于金门大厦至警察总部之间，即现在金钟地段，面积达27英亩，是港府历来公开招标的地皮中位置最好的地块。

港府除了在香港大卖广告外，还在伦敦和纽约的报刊登载广告，但当时国际上对香港地产市场看淡，缺乏信心，不敢下标，霍英东却认为这是难得的投资良机，于是逆市而行，一人独力投标。

但港府见此，却临时取消拍卖，收回地盘。港府最後答复霍英东说：只有你一个人下标，这块地我们不打算卖了，收回来。

霍英东清楚看到港英方面有意限制他的发展，因而萌发淡出地产商界之意。後来又熟悉内情的人评价说：港英政府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给中国内地供应物质，一直耿耿於怀，也多次暗示要限制这些亲中的华资资本家发展，而地产业是最赚钱的，海军船坞地块又是英资大本营的核心地带，当然不能让这个不合作的商人进驻。

这是港英政府对霍英东的公开的表达不满和歧视，虽然没有直接的损失，但对这个地产行业协会会长的打击很大，霍很担心会面临很多阻碍。

竞投海军船坞失利後的2年内，霍英东几乎没有上新的地产项目。由于当时地产市场仍然低迷，霍英东心有顾忌，对发展地产业持的是观望的消极态度。

但作为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霍英东却活跃于地产行业的社会事务方面，向政府致备忘录，敦促政府改变开投公地方法，提供意见，要求港府健全售楼制度，完善大厦管理；发起、举办楼宇模型展览，为市民介绍香港近年地产业发展的状况，活跃、刺激沉闷的楼市。在60年代中期，协助香港建房屋贷款公司，推行香港廉息贷款建屋计划。

1967年元旦，霍英东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的名义，发表题为《一九六七年地产业与香港经济展望》的文章，畅谈地产形势。阐明香港市道可望于1967年复苏。

逐步淡出商界躲避政治风波

同时，霍英东也开始改组霍兴业堂有限公司。霍兴业堂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後成立的第一间公司，也是霍氏集团几十间公司之旗舰，其股权原来由霍英东和大太太吕燕妮持有；而後股权有所变化，主要股权分配给霍英东和吕燕妮所生的几名子女，少数股权分配给其母亲刘氏、其妹霍慕勤和二太太冯坚妮。

1967年2月，霍英东成立一间名为Beaulieu的有限公司，将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转移到这间公司去，但保留其家人分取利润的权益。这家新公司的股东并不是霍英东及其妻子、儿女，而是另有他人，分别是其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以及霍铭波、彭延匡和屈洪畴，其中屈洪畴是霍英东多年聘用的会计师。

这样的安排表明：霍英东不是要放弃对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而是利用Beaulieu遥控霍兴业堂的业务和资产。

霍清楚了解港英当局不希望他在香港工商界越做越大，想尽办法要限制他的发展。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改组，目的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这被视为霍英东淡出商界的第一步。

此时，正逢中国内地文革狂潮，间接影响香港工潮不断，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生冲突，警方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用武力驱散工人，当场殴伤多人，拘捕21人，酿成“人造花厂流血事件”。

霍英东看到事件後，经过一番考虑，当天晚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经出现混乱和动荡的香港。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临时买票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

霍英东在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地，巡游参观达半年之久。他在躲避一些事，也极力回避很多事。

回忆香港的1967年，很有意思，这一年5月22日，香港工潮风起云涌，游行队伍遭到警方武力镇压，200多人受重伤，多人被捕。之後，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先是工人大罢工，交通一度陷于瘫痪，再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其中最激烈的一次，警方出动逾千名警察，动用直升机，携带先进武器，围攻北角华丰国货公司。商界名人利铭泽，不满港府暴力镇压中国人，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等一切公职。进入该年8月，骚动扩大至边境地区，在沙头角一带，大量民众与英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六七风暴”，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