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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新城沦为“鬼城”魔咒如何破

[ http://www.hafcw.org 来源:海安楼市网,www.hafcw.org 2014-07-08 11:11:33 评论条]
罗天昊:新城沦为“鬼城”魔咒如何破

罗天昊:新城沦为“鬼城”魔咒如何破

  伴随着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国内对于新城沦为“鬼城”的忧虑不断加重。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中,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中,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大建新城,一方面迅速改变了一些城市的面貌,一方面亦催生了大片鬼城。什么样的新城可能成为鬼城?真正的“未来之城”又须具备何种要素?

  市场的中国与权力的中国

  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的产业体系描绘为混合体系一样,其实整个中国就是一个混合体制,既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也比较明显。

  无论是已故的张培刚先生,还是当世炙手可热的林毅夫;无论是发展经济学,还是所谓的新结构主义,都鼓吹一种强政府、强市场的模式,这正是官方所推崇的中国模式的精髓。这种模式,与自由派所推崇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权力与市场的交替影响,使中国的城市命运沉浮不定。

  在毛泽东时代,在国家大搞工业赶超和备战的背景下,一些三线城市和内陆地区建起了一批工业重镇,而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城市逐步衰落。曾经有一个“中国十大衰落城市”的排名,虽然有一些主观色彩,标准也不明确,但是基本反映了这种情况。其中如长春、武汉、哈尔滨等,无一不是权力变幻的时代弃儿。

  几大直辖市,如北京、上海等,在中国的权力谱系中地位显赫。理论上鬼城不太可能出现在这些地方。而事实上,近十年乃至二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新区就诞生在这里。从二十年前的上海浦东新区、十年前的天津滨海新区,到数年前的重庆两江新区,无不是权力下的蛋。

  如果说上海、天津、重庆三个城市的新区是最高层权力下的蛋,那么遍布各地的新城和新区,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各种地方权力下的蛋。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是一种混合体系,市场的力量在造城中亦举足轻重。上海乃至长三角是中国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地方,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则加快了长三角的开放步伐。而黄奇帆一手将重庆打造成“内陆开放高地”,重庆两江新区就是先锋。所谓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以及IT产业的逆势兴起,都是借助市场的力量,并非完全靠权力。

  同样,在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地方,权力对于当地勃兴亦起到了正面作用。世人但知广东是中国改革的先锋,深圳是中国改革的窗口和试验田。但是,当初确定深圳为经济特区,不也正是依靠权力之手吗?假使当初深圳没有成为特区,它势必不会有当今的繁荣发达。

  权力干预下的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催生的资源自动配置,在中国一直混合存在,这种体系,使中国城市的崛起变得更为复杂,城市勃兴的路径选择也更多。在权力分配资源的体系中,可以造就一批城市,在市场竞争体系中,又可以造就一批城市。新城的泛滥,与这种混合体系有莫大关系。

  产业的决定性影响

  一个城市是否健康合理,需要城、人、产三位一体。而我的这种判定标准,比当下流行的“产城一体”更为严格。

  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之所以被人称为“鬼城”,就在于其只有城,没有人,也没有产。更重要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产业与人口都难以迁移而来,鄂尔多斯不是现在不被看好,而是未来不被看好。鄂尔多斯被人诟病,是因为在未来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还把资本砸在当地,大建城市,使财富沉没。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存在一种怪相,就是城市既集中不够,又分散不够。

  分散不够,主要就是东部一些城市和区域还没有满负荷,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集中不够,主要是指中部,外贸立国使大批内陆城市塌陷,没有形成足够的吸附能力。未来,中国需要重点振兴中东部,在中东部容纳中国绝大部分人口与产业。

  最近几年,东部发展减速,部分人认为,东部已经饱和,事实并非如此。纵使在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也有很多潜力可挖。广东的粤东、粤北与粤西等非珠三角的广大区域,江苏的苏北,浙江的浙西,山东的鲁南区域等,都亟待全面崛起。

  未来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的统一,内需振兴、中部崛起亦成必然。湖北、河南等处于大陆之中的省份,将成为中国资源流动的中枢,武汉与郑州必然崛起为中国的特大城市。其他一些中部城市,亦可有不同程度的大发展。由此,有些新区问题不大,比如郑州新区,未来承接东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将可迅速消化郑东新区。

  由此,东部出现“鬼城”的几率远小于中西部,而中部的新城,有很大的希望成为未来之城。最值得担忧的是西部,西部很多地方是限制开发的土地,还有三江源头,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工商业,如在这些地方大跃进搞新城,其未来堪忧。

  人口的流向因素

  就人口总量而言,中国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总量的比重,尚不及全球水平。而就经济实力而言,东部的占比却远大于其人口的占比。由此可见,东部还可有更大的吸附能力。

  若未来中国真的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则东部的人口势必要继续增加,东部的产业亦尚有一定空间。东部的大城市也将变得更大。

  北京和上海曾经都在规划中都设定了人口上限,结果市场化的发展结果总是打破了这种权力之手制定的计划。北京二十世纪90年代的目标是,控制人口在1000万内,没有保住;2010年之后,人口突破2000万,又打破了计划。上海也是一样,上海曾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制定规划,将人口在2000年控制在1000万左右,结果2000年上海人口就达到了1300万;2001年上海又制定规划,要在2020年左右将人口控制在2000万,结果2010年上海就提前十年达到了2000万的规模。

  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则东部人口可能更集中,出现更多大城市,而在国家规划中,汕头(粤东)城市群、浙东城市群的潜力若变现,将出现大批新城,这些新城不可能成为“鬼城”。

  关于中国人口与财富的分布,先贤胡焕庸先生已经提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即从东北的爱珲到云南的腾冲,一条从中国东部和中部划过的45度线,在线的东侧集中着中国96%的人口。这条线划分的时候,是在民国年间的1935年,距今大约80年。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现在东部集中的人口比例大约为94%,变化不大。如开放户籍政策,中国西部将有大批人口东流,西部人口将会更少。如此,建设在西部的新区,成为“鬼城”的机会大增。由此可见,兰州新区未来堪忧。

  中国的中部发展不充分,不仅是以GDP衡量,更可以人口衡量,未来一旦中国启动内需,内陆成为统一市场,则目前居于大陆主体位置的中南部将汇聚更多的人口,武汉、郑州、合肥、长沙、成都、重庆等地人口可能更为集中。未来建造新区,可以更多落脚于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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